作者：梁江涛

　　从9月1日起，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》开始实施。新规定取消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，由建设、金融、医药卫生、教育、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。(9月13日人民网-人民日报)
　　
　　“行贿黑名单”扩编了，扩得好！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应用广泛，可作为行政审批、招标投标、资金拨付、组织人事、行政执法、司法处罚等的必经程序，为有关部门提供翔实可靠的实证，以利从上述环节防范、遏制贿赂犯罪。这是顺应时势之举，也是积极回应反腐民意诉求之举，更是彰显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之举。
　　
　　不过，查询“行贿黑名单”作为诸多准入门槛的必经程序还需制度跟进，否则会留下后门。应通过建立新的制度保障“行贿黑名单”的查询与运用，尤其是组织人事部门对官员晋升、晋级等方面的考察应将是否列入“行贿黑名单”作为第一考量。这样才能促进法律监督与纪律监督的优势互补和力量整合，形成遏制和防范权钱交易、以权谋私等贿赂犯罪的合力，警示公务人员远离贿赂行为。
　　
　　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不能因为“行贿黑名单”的“扩编”就患上“依赖症”——以列入“黑名单”替代纪律与法律惩处。行贿和受贿是“一根藤上的两只瓜”，可相比之下对行贿者量刑较轻，甚至有的行贿者被免于刑事处分，这种同罪不同罚现象已成公众诟病。从“胡星案”中的“行贿状元”，到“毕玉玺案”中的“兰精光”，再到作为行贿数额巨大的“问题富豪”周正毅，有专家称16年的牢狱生活对他来说还是太轻了，等等。这些行贿案的轻判都曾引起社会公众广泛争议。显而易见，行贿犯罪成本之低，不足警示后来者。
　　
　　行贿之所以成为一种潜规则愈演愈烈，就是因为无论从投入的回报，还是从行贿者所承担的法律风险看，都是很划算的。依法查处行贿犯罪，像惩戒受贿行为那样惩戒行贿行为，应该成为比建立和扩大“行贿黑名单”更为重要的源头之举和长效之举。首先应通过修法解决行贿与受贿两者在量刑上相统一的问题；其次，既要提高侦破贿赂犯罪的能力，改变行贿者以“开口”为条件减轻处罚的尴尬，又要注重在司法实践中从受贿者突破，查处行贿人。只有以零容忍的态度和同等的法律责任对待行贿行为，辅之以“黑名单”查询系统，令其付出昂贵代价，同时及时公开行贿案件信息，全方位接受社会舆论监督，才能真正震慑行贿犯罪，达到斩草除根和釜底抽薪之效。